在旧社会，贵州是一个小省、穷省。解放初人口不足1000万，土匪却有十几万。

  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，会址是柏公馆。柏家是赫赫有名的望族，遵义首富。柏家的6个儿子都是军官，最大的是师长.

  但土匪连柏家也敢惹。柏家第六子叫柏明章，从中央陆校毕业后赴云南上任，途中遭土匪抢劫，死于土匪枪下。

  情报奇才钱壮飞，长征途中跟随中央纵队，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毫发未损，却被土匪杀害于一片树林中。

  贵州又能够说是我党我军的“福地”，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“左”倾军事路线，确立了的领导地位；

  “四渡赤水”是扭转红军长征以来被动局面的关键之战，被自诩为“得意之笔”。

  进军贵州的二野5兵团，后兼贵州军区，司令员杨勇、政委，苏为省委书记，省军政委员会成立后，杨为主席。

  接管贵州的干部只有区区7000余人，全省79个县（市），平均每县不到10人。贵阳是省会，接管干部才110名，多为军队干部，南下的地方干部仅仅七八名。

  因干部太少，所以决定分三类地区接管，一是全面接管地区，即贵阳、遵义、安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湘黔、川黔公路沿线地区；二是相机接管地区；三是暂不接管地区，即偏远县份。

  即便是暂不接管地区，当地的县长和保安团队也主动派人来联系，表示归顺，要求派人接管。

  然而，大好形势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。这种平静只维持了3个月，大规模的匪患就爆发了。

  贵阳地区所辖的贵筑、清镇、修文、息烽、开阳、贵定、龙里、惠水、长顺等9座县城均遭到土匪攻击。

  贵筑县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贵阳的郊区花溪，是著名的风景旅游点，土匪居然打到了省城的边上，把贵州大学的45名学生扣为人质。

  刚从贵阳请领物资的铜仁军分区、毕节军分区供给处长张维友、李俊峰押运物资。

  他们一行离开贵阳仅8公里便遭到土匪袭击，两位供给处长和两个班的押运战士全部牺牲，物资被抢光、汽车被烧毁。

  全省79个县（市）被土匪占领了31个，剩下的48个县（市）也只能控制县城或少数乡镇。全省被杀害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官兵达2000余人，交通陷于瘫痪。

  起义投诚的部队纷纷叛变，叛变的部队据初步统计高达3.4万人，贵州叛变了15个整团，四川和西康的叛军达2万余人。

  贵州的剿匪斗争就是在平静被突然打破的情况下展开的，部队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。

  1950年1月5日，在审阅西南军区上报的年度剿匪计划时，就做出了大段批示：

  贵州解放，歼敌甚少，残留的匪特及坏分子似众多，且该地山高林密、交通不便，便于反动军匪活动，请格外的重视贵州平匪问题。

  1950年1月7日，在审阅西南大区上报的年度经济建设方案时，于批示中再次讲到了贵州剿匪问题：

  贵州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很突出，一斤盐巴，一尺布都要用二三十斤米作交换。贵州人民穷，少数民族多，匪特会利用这些特点来同我们斗争。

  你们要把政治攻势、经济手段和军事进剿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尽可能多争取群众，把那些土匪头子孤立起来，进行重点打击。

  刘邓首长迅速将批示向下进行传达，并于1950年1月11日召开西南军区军以上干部大会，再次强调要落实，将剿匪工作重视起来。

  1月12日，16军军长尹先炳提升为贵州军区副司令员。在重庆，刘邓两位首长分别找他谈话。

  专门给他谈了土匪问题，对他说：“你回贵州到军区工作，要以主要精力抓剿匪。”

  “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剿匪和打仗一样，要集中兵力，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，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，结果是一个跳蚤都按不到。”

  则指岀：“对贵州的土匪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在贵州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，蒋介石很重视贵州，曾经两次亲自到达贵州。”

  和对手下这名战将，打仗他是放心的，担心的是胜利后产生骄傲情绪和和平麻痹思想，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，响鼓也要用重锤敲。

  尹先炳虽然边听边点头，对谈话作了详细的记录，回去后也向部队干部原原本本地传达了谈话内容。但是有些人看到贵州很平静，未免感到刘司令员是不是谨慎过头了？

  一个小小贵州省，我驻有1个兵团2个军，16军2个师（48师在川南），17军2个师，加起来4个师，还有兵团直属部队，对付几个土匪还会有什么问题？

  就在收到几天后，兵团司令员杨勇从重庆返回贵阳途中，在遵义刀靶水遭到了土匪伏击。

  “当时大家坐在车上一路谈笑，欣赏着沿途的山川秀色，准备回贵阳参加贵阳市军民举行的欢迎5兵团凯旋的盛大集会。”

  “听说这次回贵阳是要执行剿匪任务，有的在车上说，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，几个小毛匪还能掀得起大浪？”

  显然，土匪提前得到了情报，知道杨勇要从遵义动身前往贵阳，于是算好时间，在半路上设伏。

  幸运的是，杨勇为了赶时间，提前两个小时出发，路过刀靶水的时土匪尚未集结完毕，加上遵义军分区一个连恰好在附近执行任务，听到枪声立即赶来，这才没酿成惨案。

  杨勇在刀靶水遇袭一事很快呈送到案头，非常震怒，在以杨勇名义签发的报告上挥笔，严厉批评杨勇：你的警惕性到哪里去了？

  还判断，刀靶水事件是贵州大规模匪乱的引子，要求杨勇防患于未然，立即做好剿匪斗争准备工作。

  3月2日，800多名土匪和被煽动的群众袭击了距贵阳市中心不到20公里的鸡场乡人民政府，杀害了贵州省委派出的征粮工作队17名队员。

  3月5日，148团特务连在距贵阳仅10公里的朱昌堡被土匪包围，受到很大损失，在贵州军区派来增援部队后，才将这个连救出。

  似乎就在刹那间，贵州全省的土匪一下冒出了10多万，包括省城贵阳也处于土匪的包围之中。

  在离贵阳仅28公里被称为贵阳西大门的清镇县，我只能控制县城和滇黔公路及清（镇）毕（节）公路的咽喉地段。

  16军侦察营负责在清镇一带维护交通，因四面受敌，虽英勇作战，但疲于应付。

  清镇境内有土匪40多股，匪众2000多人。148团特务连的受损之地朱昌堡即属该县地界。这里差不多三天两头就发生一起抢劫车队的事件。

  贵阳警备司令部派一个连护送13辆卡车，行至清镇县境，被千余土匪包围。侦察营赶去解围，车队方才脱险，但仍然没法通过，不得不掉头返回。

  侦察营被土匪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在公路沿线修碉堡防守。先后修起了12个主碉堡和若干个小碉堡，主碉堡里储存1个月的粮食柴草，以防土匪围攻。

  土匪不来就到碉堡外去发动群众，土匪来了就退入碉堡防御，这样才勉强维持了时断时续的公路交通。

  贵州的匪乱以杀征粮工作队员和配合征粮的战士，抢劫粮食仓库为特征，部分胆大的匪特还趁我军分散各地剿匪的机会，企图一举拿下省会贵阳。

  1950年3月初的一天，贵阳下着蒙蒙细雨，匪“中央新编第1集团军”军长、军统特务潘方侠潜入贵阳，钻进了特务钱继渊开设的杂货铺。

  这里是特务设在贵阳的40多个地下联络站之一。潘方侠来到这里，是要密谋策划贵阳暴动。这个计划是，城外的土匪武装与城内的潜伏特务里应外合，一举攻下贵阳。

  贵阳郊外的土匪主要有两大股，其中一股就是潘方侠亲自指挥的“第1集团军”，下辖9个军，号称万人，司令部设在贵筑县（今花溪）的青岩镇。

  潘方侠是贵州遵义人，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奉毛人凤之令回到贵州，以做生意为掩护，拉起了这支土匪队伍。

  麻幺弟满脸麻子，又身材瘦小，故有此名。他真名王志敏，当土匪后真名反而被人忘记了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被特务收编，当了“游击总队”总队长，手下有2000余人。

  而在贵阳城内，靠特务炸开监狱，放出被抓获的近500名匪特囚犯，发给武器，组成一支队伍，在城内“起义”，接应从外面进攻的土匪。

  潘方侠在贵阳活动了四五天，接见了数10名潜伏特务，画好了详细的作战地图，约定3月25日发起进攻。

  潘方侠的活动极为诡秘，躲过了我公安机关的视线日，即潘方侠预定暴乱发动日的前两天，我对这一阴谋还一无所知。

  所幸红军当年在贵州做了很多好事，德佑吾民。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民主人士周素园打听到了土匪的暴乱计划。

  周素园是贵州毕节人，晚清秀才，贵州名流，交友广泛，曾在贵州省政府任职，他不堪忍受的官场腐败而辞去官职，回乡隐居，过起了读书垂钓的隐士生活。

  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过贵州，贺龙与之一见如故，相交甚洽。他积极要求参加红军，贺龙、任弼时任命他为“贵州抗日救国军”司令。

  他动员贵州青年参军，组建一支队伍，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，是跟随红军长征的唯一著名民主人士。

 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，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。因年老不能上前线，他以老迈为名要求辞职回乡。

  亲自写信为他送行，信中说：“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可敬的朋友与革命。”

  贵州解放后，杨勇首先登门拜访，邀请他出山与我党一起工作，他欣然应允，出任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

  由于他社交面宽，与各方人士都说得上话，从一些旧政府工作人员口中，他隐约感到贵阳要出大事。

  经进一步侧面了解，他得知匪特有一个贵阳暴动计划，但没有打听到暴动的时间，便立即报告了贵州军区。

  贵州军区和省公安厅得报，立即对贵阳市的特务展开排查。24日凌晨，贵阳全城，进行全城大搜捕，抓捕了包括特务联络站长钱继渊、徐建秀等在内的249名特务。

  这样，潘方侠的内应计划被粉碎。因控制了他在城内的耳目，城外的潘方侠对此茫然不知。

  26日拂晓，潘方侠指挥土匪按预定计划向贵阳发起进攻。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拿下贵筑县城，即花溪镇。

  花溪是全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区，花溪公园是西南最大的天然园林，花溪河两岸风景如画，人文荟萃，贵州大学、贵州农学院等10多所大专院校都在此地。

  潘方侠指挥土匪高喊着“拿下花溪镇，打下贵州城”的口号，分四个方向向花溪扑来。

  贵阳军分区司令员马宗凯一面命令警卫排死守花溪大桥，一面把分区文工团的演员和勤杂部门人员组织起来，发给武器，抢占桥北山头制高点。

  正在地委开会的各县县委书记、县长和他们带来的警卫人员共有30余人，也组成一个战斗队，由地委副书记常颂当队长，投入战斗。

  潘方侠今天特地穿上了少将军服，拿着一把冲锋枪在后面亲自督战，但多次冲锋，均被我打退。

  潘方侠急了，亲手枪毙了两名后退的土匪，狂叫：“冲上去的一人赏大洋100，后退的就是这两个人的下场。”

  情急之中，后勤军械修理所一个姓柯的技师突然想到，修理所还有一挺九二式重机枪，昨天刚修好装在箱子里，干吗不抬出来打啊。

  于是他和几名战士撬开箱子，加紧安装，来不及擦掉黄油，就抬上了阵地。在重机枪的吼叫声中，土匪暂时后退了。

  花溪被围困的消息传到贵阳，贵州军区急令贵阳警备区司令汪乃贵带一个连队去解围。

  他们挤上3辆卡车，赶来救援。潘方侠等不到城内特务的内应，又没有人来送消息，预感情况有变，带着队伍撤回了青岩镇。

  此后，他又两次组织围攻花溪，虽然都以失败告终，但土匪在贵州大学打死1名工人，打伤1名学生，并抓走65名学生当人质，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。

  潘方侠再三攻打花溪，闹得贵阳城里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。如不消灭这股匪徒，拿下土匪盘踞的青岩镇，贵阳就不得安宁。

  但苦于手中无兵，进攻之议作罢。据贵阳军分区参谋长吕云峰回忆，土匪第三次攻打花溪时，他们远远地听到了枪炮声，很想带部队过来解围，但无奈难以脱身。

  清镇县委也被匪首韩少白包围在暗流乡，他带着侦察营的一部，将县委解救出来，并将匪首韩少白击毙。

  这样，花溪才有了两个连和1个排的兵力。靠这点兵力，要打潘方侠盘踞的青岩镇，显然是不够的。

  剿匪初期，贵州打的大多是诸如花溪这样的保卫战和突围战，相当被动，似乎不是我在剿匪，而是土匪在剿我。损失最大的一次是阳长突围战。

  阳长位于水城和纳雍的交界处，有一个名叫海子的峡谷，16军48师141团团部和1营驻水城，同驻水城的还有起义部队271师师部和所属的保安第5团。

  4月3日，他们接到毕节军分区通知：因部队过于分散，决定暂时放弃水城、纳雍、威宁等县。让他们接到通知后，从水城经纳雍到大方。

  这时，起义的271师的两个团已经叛变，该师师长刘鹤鸣3天前带着警卫连和我141团一个排，护送武器弹药到纳雍。

  快到纳雍时，刘鹤鸣被他叛变的手下扣留，要挟他一起叛变，遭刘鹤鸣拒绝，在我军的解救下方才脱险。

  接到撤离命令后，141团与起义的271师商量，决定271师先走一天，141团次日出发。

  军代表除3人在该部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兵掩护下虎口脱险外，其余34名都被土匪捆绑起来。

  这其中，只有侦察连长刘福山挣脱绳索侥幸逃出，其余32人全部被叛军用刺刀捅进一口枯井里，再用手榴弹炸死。

  而这些情况141团一无所知，仍按原计划撤离水城。团首长带着团部和1营，还有水城县党政机关干部，共1500余人，从水城出发。

  这次离开水城，141团以为是往常上级调整部署，或到大后方执行新的任务，因此只当成一般的行军看待，觉得最多是遇到一些小毛毛匪，他们大部队行军，土匪是不敢挨边的。

  因此，行军时141团队伍拉得很长，坛坛罐罐都搬起带走，就连生豆芽、磨豆腐用的大木缸（桶）也捆在马驮子上运走。

  由于队伍庞大臃肿，行动极为不便，当天只走了60里。次日下午四五点钟，队伍来到海子峡谷。

  峡谷长两三公里，两旁高山耸立，谷底是一条石板路。在前卫特务连进入峡谷后不久，突然两旁高山上响起激烈枪声，一发迫击炮炮弹打到团部，运输队的几匹骡子当场。

  这时，大家才意识到被土匪包围了，团长杜伦赶紧布置反突围，并用电台向分区报告被伏击的情况。

  这场突围战打得很艰苦，一直打了三天三夜，付出了伤亡200多人的代价，最后在苗族农民王银清、祝德安、杨顺成的带领下走蹊径才突出了包围圈。

  血的教训把骄傲自满的情绪一扫而空，到处是保卫战、突围战，就是打不起进攻战，各级领导这才体会到毛主席事前的告诫是多么深刻。

  也许因为贵州的解放太顺利了，负责经营贵州的5兵团事先对省情的了解是很不够的。

  贵州历史上被视为蛮夷之地，多靠土司割据政权统治，正式设省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（1403）。

  这一年，因思州（今岑巩）宣抚使田播和思南宣抚使田宗鼎发生战争，朱棣派镇远侯顾成平息之，而后撤销两宣抚司，置郡县，设贵州布政司（省政府）。

  虽然设省已近5个半世纪，但因为贵州交通闭塞，少数民族众多，所以一直到民国时期，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度较差，反抗中央政府的叛乱几乎从未间断。

  贵州军区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尹先炳也因为不了解贵州省情，当初在重庆听了的指示后，总认为贵州剿匪没问题，现在，他明显地感到兵力严重不足了。

  要在贵州全面展开剿匪，再增加1个军也不够用。1950年3月26日，杨勇、联名给西南局拍电报，报告贵州匪情和调整剿匪方案的情况。电文如下：

  一、黔境全省土匪极其猖獗，贵阳、兴仁、毕节3个分区尤甚。近月来我县城被攻陷的有长顺、紫云、荔波，被围攻有惠水、贵定，我军政干人员被害已达2000余人。

  二、根据我主观力量，兵力不足5个师，8个分区1个贵阳市80个县，釆取平均分配兵力剿匪，粮食交通无法进展。我们讨论如下方案，请先考虑并请速指示：

  （一）15军1个师留黔。各分区，各依靠兵力、干部主要收缩2至4个县，集中在富裕（地区）与交通要道。

  （二）如以上不可能，拟从铜仁、毕节两分区各抽调1个团于贵阳分区，首先肃清贵阳附近匪，尔后各为全省机动兵力。

  目前重点在川黔公路及川滇公路、黔桂铁道及较富饶区域。全省准备暂时主动放弃三分之一地区，但对财经征粮任务完成影响极大。

  贵州省委和贵州军区决定暂时放弃31个边远县，集中兵力先剿腹心区和交通线上的土匪，特别是优先剿灭贵阳地区的土匪。

  贵州军区从毕节、遵义各调来一个团，从铜仁分区调来1个营，加强贵阳地区的剿匪兵力。

  在16军侦察营的两个连回到花溪后，有一个苗族农民杨济民跑到军分区报告，土匪头子帅松明，在孟关集中了四五百人，准备攻打花溪。

  司令员马宗凯说：“头几次攻打花溪，帅松明都是潘方侠的马前卒，消灭了他就等于砍断了潘方侠的一只胳膊，而且孟关离花溪不到5公里，对花溪威胁最直接。”

  于是，决定由参谋长吕云峰带一个加强连连夜奔袭孟关，凌晨一时左右在他们接近孟关时，看见村内无数只手电筒来回乱晃，土匪正准备集合出发。

  吕云峰遂在土匪的必经之道上选择地形埋伏好队伍。土匪不知有埋伏，排着队，从村里出来，进入我伏击地后，遭到突然痛击，死伤无数，活着的夺路而逃。

  吕云峰带着部队回到花溪时，天刚亮，正赶上潘方侠带着土匪来进攻花溪，由于我占据了制高点，土匪进攻失败。

  直到4月15日，贵州军区参谋长潘寇召集贵阳军分区、贵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的领导开会，下狠心从安顺

  军分区调来151团，并从随营学校的学员中抽岀一部分，集约5个营的兵力，准备攻打青岩镇。

  青岩镇是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古镇（现已是著名旅游点），建在一座不高的丘陵上，房子多为石砌或砖砌的二层小楼，上面住人下为店铺，街道由石板铺成，有石砌城墙拱卫。

  太平天国时，翼王石达开未能攻克青岩镇，最后绕道而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的母亲，博古的女儿和一些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居住。

  解放后，青岩镇没派部队，只有区、乡干部20余人，潘方侠来进攻时，区、乡干部主动撤走，遂被其武装占领。

  此次攻打青岩镇，潘僉参谋长要求师级干部亲自带队。5个营的兵力，就有两个分区司令、1个副司令和两个参谋长，等于师长当营长，志在必得。

  经两小时激战，部队冲入镇内，将土匪全部消灭，解救出被土匪扣住当人质的65名贵州大学学生，抓获的各路匪首就有80多名。

  可惜潘方侠不在镇内，他前一日跑到罗甸，去找手下“第9军”军长陈秀卿，准备调“第9军”的土匪来一起攻打花溪镇。

  此战端掉了潘方侠的司令部，拔掉了钉在贵阳门前的一颗钉子，但是贵阳的另一心腹之患——麻幺弟股匪还相当狂妄。

  清镇县流场乡乡长王自荣是他手下的一个匪首，私下里曾说“瞎麻跛瘫，人间害虫”，被一个匪徒告了密。

  麻幺弟来到流场，王自荣吓得不敢来见。麻幺弟下令“把他捆来”，捆来之后，麻幺弟当头就是几鞭子，还要把他杀掉，幸亏匪区长为他求情，才免一死。

  但麻幺弟说；“免你一死，处罚不饶”。怎么处罚呢？让他管土匪队伍的吃喝，土匪在王自荣家里大吃大喝，把他家的大米、腊肉全部吃光了，就这，麻幺弟还罚了他800块大洋。

  对这个恶魔，16军侦察营先后6次进剿，但由于兵力单薄，收效甚微。在收复青岩镇后，侦察营便集中兵力来对付麻幺弟。

  麻幺弟的老巢在流场乡一个叫排洞的天然石穴群里。排洞是一字并列排开的7个高大石洞的总称，7个洞分别叫大洞、长洞、圆洞、平洞、神仙洞、高洞、牛洞。

  军阀混战时，当地土豪与土匪相勾结，把排洞作为维持封建割据的据点，在洞外垒砌了3道石墙，修筑了暗堡，形成交叉火力。洞内储存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，可以长期坚守。

  审问俘虏后才知道，麻幺弟不在洞内。他让“2号”匪首汪汉坚守排洞，自己在外流窜。

  侦察营在流场就地分散，在乡村到处贴上“专打麻幺弟”“不抓到麻幺弟决不收兵”的标语。

  据群众报告，麻幺弟逃到了云归山一带。侦察营于是分成19个小分队，对云归山合围。

  其中一个小分队的队长叫刘石祥，队员有管理排排长王岳明、高乐乡王乡长和一名炊事员。

  他们在搜索到长冲河时，发现一个人在一独立小屋门口躲躲闪闪地向外张望。刘石祥琢磨，说不定此人就是麻幺弟，便命令其余三人做好战斗准备。

  炊事员放下军锅，王排长把机枪架在锅盖上。刘石祥一个人上去敲门，突然里面一排“二十响”子弹打出来。

  刘石祥故意喊道：“一排向左，二排向右，三排堵住后门，不能让麻幺弟跑了！”

  里面的人一听，光着身子冲出门外，顺着一条田坡猛跑，边跑边向后射击，小分队4支枪同时开火，那人倒在水田里。

  但一会儿他又吊着一只胳膊往田坡上爬，想站却没能站起来，大家分头追上去，王乡长一看，说：“不错，他就是麻幺弟。”

  这时，他的一只胳膊和两条腿都被打断，无法行走了。王乡长找来几位老乡，搭了一个简易的滑竿，把他抬上。

  抬滑竿的老百姓很不满意，一再要求小分队当场把他毙了，经苦口婆心的说服，才勉强同意抬他。

  但抬滑竿的老百姓故意一路猛颠，颠得麻幺弟拼命叫唤，叫唤了两三里地，突然不叫了，仔细一看，他已经断了气。

  麻幺弟死后，抬滑竿的老百姓反而来劲了，说：“我们要把他抬到街上去示众。”

  他的尸体被摆在流场乡政府门前，示众3日，前来观看的老百姓络绎不绝，很多人往尸体上吐唾沫、扔石块。

  省城不定，全省难定；要定全省，先定省城。贵阳地区基本稳固了，贵州军区集中兵力，展开对黔东北地区的合围。

  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“学习川东军区’铁壁合围’的剿匪经验”，主持会议的是军区副司令员尹先炳，代号为“3号”，剿匪期间改称“三老板”。

  大量的电报、电话、呈文要处理，要通过电话和报话机了解战况、匪情，下达通报、命令，传达“大老板”（司令员）和“二老板”（政委）的指示，就没有睡过一个回囹觉。

  但在今天的会议上，他显得容光焕发、精神饱满。他刚刚去西南军区参加高干会议回来。

  在高干会议上，贺龙、反复表扬川东军区，他们用“铁壁合围”的办法一次就歼灭了涪、南、巴三角区土匪1万余名，做到了剿匪一方就净化一方。

  现在，尹先炳首先详细的介绍了川东军区的经验，强调说：“铁壁合围’就是以压倒对方的优势兵力，对土匪盘踞的一定地区在统一时间内，突然构成合围圈。”

  “然后分若干路，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水，严密搜索，做到村村有兵、山山有人，充分发动群众，造成强大军事威慑，然后反复清剿，最后彻底净化。”

  尹先炳听到后笑了，往台下一指说：“你讲得对，前一段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兵力分散，现在要集中兵力打几个漂亮仗，这次请大家来开会，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，统一思想。”

  东集团由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任总指挥，投入兵力为136团、138团、遵义随军干部学校的全部，140团、148团、150团的大部。

  该集团负责对、余庆、湄潭三角区（简称瓮、余、湄地区）的土匪进行“铁壁合围”。

  西集团由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任总指挥，投入兵力为141团全部、139团1个营、45师136团2个营，对金沙地区进行“铁壁合围”。

  潘森参谋长在会上说：“过去日本鬼子对付八路军的办法是搞‘铁壁合围’，结果让我们钻出去了。”

  “1943年10月，当时我任运西分区的参谋长，日伪军是15000人乘坐800辆汽车，还有8辆坦克、5架飞机，分13路对咱们进行‘铁壁合围’，但日伪军却扑了一个空。”

  “现在土匪很可能用我们当年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我们，所以战前就得把土匪可能逃走的出路一一堵死。”

  “这光靠部队是做不到的，唯一的办法是发动群众，不能用打正规军的办法来打土匪。”

  先说东集团。瓮、余、湄三角区西北接遵义，西南临贵阳，东北连铜仁，乌江从这里穿过，向东北流去，两岸的八龙山、阎王坟山、鹦鹉山如刀削斧凿，十分陡峭。

  这里人口稠密、物产丰富，同时，又是惯匪宋公伟、陈英、潘苗子等活动的地盘。

  1950年3月，起义复叛的第89军343师1027团又窜到这里为匪，匪首是该团3营副营长王福堂。

  王福堂在淮海战役中曾被我军俘虏，宽大释放后窜回贵州，贵州保安部队给他官复原职。

  89军起义后，他煽动1027团部分官兵叛变，自封“932野战部队副司令兼第1团团长”，手下匪众1000余人，与惯匪声气相通，危害一方。

  潘焱参谋长将前指设在离县城17公里的猴场，亲自指挥合围。部队共分320路，于6月21日展开合围，建立封锁线。

  在封锁线上，夜间隔上二三十米就点起一个火堆，形成了一条方圆150公里的“火墙”，任何人进出都看的一清二楚。

  剿匪部队实际做到了山山有人搜索，路路有人把守，吓得土匪惊慌失措，向包围圈内狂逃。

  据后来被俘的土匪说：“你们弄的漫山遍野都是火光，信号弹乱飞，喊杀声一片，这阵势我真是几辈子都没见过，哪里还敢抵抗。”

  部队向内紧逼，躲在八龙山上的匪首王福堂也从没遇到这一种情况，便带着匪部企图突出重围，但跑到哪里就被阻击在哪里。

  他刚翻过了一座山头，躲进一片树林里，又听见哨子声、牛角声、喊叫声向他逼来。

  他突然心生一计，冒充的小分队溜出包围圈，也吹起哨子、牛角、喊着“缴枪不杀”的口号，果真混了出来。

  正在他庆幸自己安全脱险的时候，被我第二道封锁线上的战士识破，一阵冲锋枪又把他打进包围圈内去了。

  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剿匪部队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后面发动群众组织农会，同时派侦察兵扮作土匪前出侦察匪情，合围部队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河，不给土匪留一点缝隙。

  138团有40多名战士过河时被激流冲出30多米远，爬上岸后，继续搜索。碰到悬崖，就用绳索攀登，总之是每一寸地方都不放过。

  陷入包围圈的土匪，吃没得吃，喝没得喝，只能往山林里头跑。在阎王坟山上躲着的6名土匪，4天没有吃饭，全靠釆野杨梅充饥。

  我搜索小分队上来后，6个土匪躺在地下一动不动，别说抵抗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  匪首王福堂躲在了中坪一个村子里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化装成想混出包围圈没有得逞，而我化装成土匪的便衣班却抓着了他。

  便衣班来到村子时，土匪哨兵问“哪一部分的？”便衣班回答说：“我们是副司令的人，来找司令联络。”

  土匪哨兵领着便衣班来到一栋房子里，见有16个土匪在屋里，突然大喊一声“缴枪不杀！”土匪还以为是在开玩笑，一个个被俘了。

  但王福堂不在屋里，躲到老西沟去了。便衣班接着向老西沟扑去，路上遇到一个铁匠。

  带队的副连长问他：“我们是王司令的兵，被打散了，听说王司令在这里，我们来找他。”

  铁匠一听吓坏了，吞吞吐吐地小声说：“我听说王司令住在山崖下陈绍权家里。”

  便衣班进到陈家，陈家正准备吃饭，便问：“你家几口人。”陈绍权随口答道：“两口人。”副连长正色说：“两口人为什么摆着三双筷子，三个碗。”

  不等陈绍权回答，副连长便命令搜索，屋里没有搜到人，但在牛棚里见一个红鼻子大汉蹲在牛粪堆旁边，问他干什么的，他自称是陈家的短工。

  早在进山围剿前，司令部就向官兵通报了王福堂最明显的面部特征，就是长着一个大红鼻子。

  一个战士笑着说：“你不报名字，我替你报吧，王福堂是个红鼻子，你也是个红鼻子。”

  陈绍权为什么收留王福堂呢？他家里穷得要命，哪请得起什么短工？他平时也与土匪没有一点瓜葛。

  原来是王福堂给了他两枚金戒指和几块银元，并故意拍了拍腰间的驳壳枪，说：“老子就是土匪，几天没有吃饭了，你给我弄点饭吃，如果来，你就说我是你家的短工。”

  此次合围，历时20天，歼匪首王福堂以下3172人，缴获长短枪、自动枪1621支，机枪486挺，小炮11门，追回公粮20多万斤，取得圆满成功。

  这是贵州剿匪从被动变主动的关键一仗，不仅净化了瓮、余、湄地区，而且稳定了起义的89军尚未叛变的部队。

  的89军，是1949年2月蒋介石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部队。其部队官兵的来源，或是从内地逃到西南的散兵游勇，或是当地惯匪、流氓和恶霸。

  我二野从湘西进兵贵州时，曾通过统战关系劝其起义，刘伯龙竟然将我派去的谈判代表——贵州名绅、前黔军总司令卢焘杀害，罪不可赦。

  当时贵州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谷正伦，副总司令韩文焕，将贵州省政府的黄金白银装箱，准备逃跑时带走。

  刘伯龙带着队伍闯进省政府，对谷正伦“逼宫”，要他把省主席让给他，把部队交给他带领守贵州。

  谷正伦被称为的“宪兵之父”，是只老狐狸，刘伯龙“逼宫”未成，反被谷正伦设计将他诛杀于自己的住处。

  谷正伦任命参与了诛杀刘伯龙的师长张涛为军长。1949年11月15日，贵阳解放时，张涛派人与联系，通电和平起义。

  但由于这支部队成分太复杂，军官中封建恶霸和惯匪居多，队伍起义后很快失去控制。

  到1950年3月，全军共有两个师6个团，其中328师全部，343师1个团又一个营叛变，只剩下一个军部和一个师部、五个营未叛变。

  在未叛变的残余人马中，还不乏三心二意、想效仿王福堂的人。在得知王福堂全军覆灭后，再也不敢心存异志了。

  89军军长张涛带着军部、343师师部和1029、984团顺利开往贵定县进行整编，被编入人民序列了，军长、副军长及手下军官都有很好的归宿。

  再说西集团负责合围金沙，按总指挥郑统一的部署：第一阶段，赶鱼进网，先扫荡外围，把外围的土匪往金沙地区赶；

  1950年6月4日，就在部署合围战役开始的这一天，盘踞在大定县杨家洞的土匪把双山镇洗劫一空，所以，战斗就从攻打杨家洞开始。

  141团一营奉命攻打杨家洞，号称天险的杨家洞被打开，击毙土匪30余名，俘获匪首徐慕杰和恶霸王玉杰以下70余名，解救出被土匪抢进洞内的妇女60多名。

  当时我军仅有的一个排顽强抵抗了三个昼夜，最后被援军解救出来，但县委书记李旭华等光荣牺牲。

  此前土匪在金沙县城里开了一个军事会议，会上决定不与我硬拼，要学会与兜圈子，如果攻打金沙城便往纳雍、赫章转移，决不困守死城。

  但匪首们对我“铁壁合围”的意图尚未觉察。7月8日，各路进剿部队到达合围线时，按统一命令同时点起火堆，土匪纷纷往金沙县城的方向跑，进网了。

  按照原计划，要将土匪聚歼于金沙城内。但金沙是座非常美丽的小城，实在不忍让它遭兵火之灾。

  为尽量减少对金沙小城的破坏，郑统一总指挥对原计划做了调整，决心把城内的土匪赶出城外消灭。

  逃到安地镇后，土匪夜间见到周围都是火光，发现形势不妙，于10日凌晨开始突围。但突到哪里都被机枪打回，终于发现有个地方火力弱，那便是司令员郑统一的前线指挥部。

  见土匪要来，郑统一把警卫连连长叫来交代：“放走一个土匪，那就是指挥部的耻辱。”

  郑统一隐蔽在一棵树后亲自指挥，等敌人进到三四十米时，突然大喊一声：“打!”各种武器一起使用，足足打了半小时，打死打伤一大片，才把土匪打回去。

  土匪为死里求生，又连续组织了两次冲锋，每次都丢下100多具尸体，不得不缩回老巢安地镇。

  金沙合围战役，总共消灭土匪5102名，缴获82炮、60炮各两门，轻重机枪93挺，长短枪3046支，俘团以上匪首30多名。

  从突围到合围，标志着贵州剿匪斗争从被动到主动的伟大转变。从此，贵州军区接连发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合围战役，打响贵州的“第二次解放战争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